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。在中华文化传统中，“家”具有独特的地位，所谓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从个人到国家，“家”是最重要的精神纽带。家风，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长期生活过程中，逐步形成的共同尊崇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、思维方式、道德规范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总和。而良好家风是先辈留给后人的为人处世宝典，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涵养中国社会和个人思想道德的文明之源。良好的家风不仅是促进家庭成员健康成长、预防和抵制腐败的要素，更是守护家庭幸福的固化剂。“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”，有什么样的家风，就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价值追求。对领导干部而言，家风正，则作风淳，就能为廉洁奉公提供精神支撑；相反，家风不正、家教不严，家属亲属相互影响、恶性循环，最终会突破法治的底线、走向腐败的深渊。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风之后，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案件看，出问题的干部普遍家风不正、家教不严。家庭、家教、家风，一时间成为举国关注的热议话题。
      千里长堤，溃于蚁穴。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，某些领导干部在落马之前，如果能从点滴做起，把好思想关，防微杜渐，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，我们在加强廉政制度建设，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同时，还要积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以充分发挥廉政文化的教育、警示、防微杜渐的作用。简单地说，廉政文化就是关于廉洁从政和廉政建设的文化，它包括廉政知识、信仰、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评价。它以廉政制度为思想内涵，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，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，主要是从心理上、情感上潜移默化地教育人、引导人，陶冶人们的精神和灵魂，洗涤人们思想上的污垢，对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产生影响。廉政文化是先进文化，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廉政建设方面的集中反映，其核心就是从政道德和价值取向，具体的表现就是遵纪守法、廉洁奉公、为民谋利等等，它决不是具有浓厚人治色彩的清官文化的翻版。
      从古至今，家风推进家庭助廉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如东晋时的“陶母拒鱼”。正是由于谨记母训，西征大将军陶侃才兢兢业业、忠于职守，做到为官公正廉洁、公私分明，直到晚年告老还乡，他也一丝不苟将军资仪仗、仓库亲自加锁、点滴交公，陶侃一生的业绩浸透了陶母谌氏的言传身教；再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教子戒奢，司马光在《训俭示康》中开头便讲，“吾本寒家，世以清白相承，吾性不喜华靡”；包拯在《家训》中写道：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”；唐代宰相魏征的夫人廉洁助夫，清顺治年间时任知县的侯抒素被兄长劝廉等等故事，无不体现着家风对官员拒腐防变的重要作用。“世间万事始于初”，做任何事情都要把住第一关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家庭是廉政建设的第一道防线，因此家庭环境对与领导干部来说意义重大，对于整个廉政建设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。
      许多职务犯罪的案例中，其家庭成员，妻子、儿子、女儿在贪官堕落犯罪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推波助澜的角色，在官员腐败堕落过程中充当着“催化剂”和“中转站”，并与之形成“利益共同体”，使得他们在罪恶的深渊里越陷越深。大多贪腐官员，他们有很大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他们在管不住自己的同时，更加管不住自己身边的人，包括自己的亲人和下属，这种家族式腐败就成为反腐重灾区，从而形成一种不良的家风家规。如烟台市原副市长矫智仁在受审时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：“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，也有我妻子的一半”。海南省原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，伙同妻子符荣英共同索贿受贿，在临终遗言中总结自己的犯罪原因时说：“我如果有一个好的爱人的话，如果她及时提醒我，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，很多时候我受她影响”。又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伙同妻儿共同索贿受贿，其妻子在交代材料和审讯笔录中写道：“是我害了自己，也害了这个家，我从贤内助到贪内助，都是私欲膨胀和心魔作怪。我丈夫原本是一个品行正直的好干部，如果不是我吹枕边风，他一定会功德圆满隐退。我愧对党的培养、愧对亲人、愧对作为一个妻子应有的妇德”。
      以上例子中我们应当可以体会到，一个家庭保持一个良好的家风，对于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是多么地重要。领导干部廉洁素养的品质，离不开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与呵护，更离不开良好家风的滋养，良好家风的固有功能虽然不能取代反腐亮剑与制度规范的作用，但是，它具备触及灵魂与涤荡心灵的独特作用——“润物细无声”，潜移默化，一旦形成和固化，释放出亲情的正能量，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约束力，往往比正式制度更有力度，更具有持久性、稳定性和连续性。因此，弘扬、树立良好家风绝不是一纸空谈，它是家庭健康发展的保护伞，可以杜绝不良风气的侵袭，把家庭建设成为拒腐防变的坚固堡垒。
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只有守住和呵护好温暖的家庭，才能有人生的成功。良好家风又是无声的教诲，让后代子孙铭刻在心、代代受益。良好家风使然于“以国为家、爱家爱国”的家国情怀，出自于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深情大爱的家国情怀，体现出对国家富强、人民福祉理想追求的家国情怀。在这方面，我国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严格家规、清正家风，至今仍被传为美谈。在长子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国后，毛泽东把他送到农村和工厂接地气；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读大学时回家要车接，他知道后严肃地批评说：“坐电车和公共汽车不一样吗？”；曾主管国家经济工作长达26年的李先念，不许孩子经商。老一辈革命家无私奉公的境界，严于律己的品德，筑起了从我做起、从家开始的廉政防腐的第一道屏障，以其正人先正己的家国情怀和榜样力量，为后来人树起了倡廉反腐始于“防微杜渐”的光辉典范。
      墨子云：“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。”清正廉洁，是对家人的最好馈赠；家风纯正，也是对领导干部的最好保护。可以说，具有良好家风的家庭有利于培养人才，不仅惠及家庭家族，也造福社会。没有好家风的家庭，不但影响子女成才，难以清白做人，也无法专心做事。刘铁男教儿子做人要学会走捷径，当儿子开始弄权敛财，他自己怎么可能秉公用权？苏荣纵容家庭成为权钱交易所，他自己如何独善其身、专心做事？由此可见，家风淳正是干事创业源源不断的正能量，家风腐化则是为人处世难以承受的负资产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“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，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，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，注重家庭、注重家教、注重家风”。领导干部手执权力重器，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非同小可，自当从家庭做起，以家风建设助力作风涵养，以家庭和睦引领社会和谐，坚持高标准、严要求，做培育良好家风的表率。
      家风醇正，雨润万物；家风一破，污秽尽来。良好家风，是优良作风之要，是抵御贪腐的无形“防火墙”。有些人认为，家庭是私事，家风和政风不能相提并论，但对于领导干部而言，家风并不属于私域。家风是作风的臂膀，家风浩然敦厚，才有作风严实清廉，家风正才能作风正、律己严、行得正。家风与作风犹如并蒂之花，互相映衬、相映生辉。由于领导干部地位的特殊性，身在领导岗位的干部们掌握着许多人不具备的社会资源，可以办成一般人办不成的事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家风为前提，廉洁政风也就无从谈起。家风不正就有可能会促使领导干部走向以权谋私的邪路，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，因此，建设良好的家风是非常必要的。
      共产党员，特别是领导干部，心中要时刻记得我们是人民的公仆，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即使没有圣人之志，也应当遵循起码的君子之道，洁身自好，服务国家。“法乎其上，得乎其中”，志要立得高远，抗拒腐败诱惑的能力就能越强。时刻谨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，民如水，执政者驾着舟，心中应当时刻装着人民的“天”，要是哪天没有了人民的“天”，水随时都可以覆舟。因此我们的领导干部心中应当常怀有一个“畏”字，畏民、畏法、畏伦理道德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领导干部心中有杆秤，胸中一腔浩然正气，才能抗得住各种诱惑，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清贫。
      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第八条规定，党员领导干部要“廉洁齐家，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”。在家风建设方面，领导干部这个“关键少数”必须以身作则、率先垂范，尤其要解决好“给子女留什么”这个根本问题。林则徐祠有一副对联说得好：“子孙若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贤而多财则损其志；子孙不如我，留钱做什么？愚而多财则增其过”。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金钱和物质享受，给家人正确的幸福观，影响、教育和培养好孩子及家人，营造家庭幸福，这才是正确的“爱”家人。作为党员、公职人员和领导干部平安从政是对家人的最大爱护，这才是正确的“护”家人。有的领导干部之所以出问题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在观念上解决好“给子女留什么”的问题。历史和现实一再启示人们：最重要的是给子女留精神财富。培育良好家风，必须抓住严管亲属子女、不搞特权这个关键。俗话讲，严是爱、松是害，不管不教要变坏。家风建设的关键是严，严管才是厚爱。纵观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贪腐案，细心者不难发现，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“落马”，有不少竟缘于为子孙谋不正当利益，没有做好当家人，没有带好头、引好路，抵制不住金钱的诱惑，既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家人。
关爱家人是人之常情，但是关爱什么，怎么关爱却值得我们深思。领导干部不妨想想，家庭幸福，不在名车豪宅；子女多福，不在钟鼓馔玉，如果缺少健康的价值观，财产再多、权力再大，最终也会付诸东流。
      每一个家庭都是社会的细胞，小家和则大家兴。要让廉洁文化深入到每个家庭，每个家庭和家庭成员一起努力，积极参与和自觉实践，不断提高每个家庭成员的廉洁意识、法律意识和自警意识，增强家庭成员反腐倡廉的自觉性、主动性和责任感，“看好自己家门 ，管好自家人”常抓不懈，使廉政文化真正做到家喻户晓、深入人心，构建一道拒腐防变的牢固防线，为开拓廉政建设的新局面作出自己的贡献！(院廉政征文三等奖  机关一支部  王永栋)